90年代初期倡议“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概念后，相关的讨论与争辩未曾停歇，甚至在马哈迪二度任相的新时代，无论认同或质疑之声依旧持续。在政局混沌、族群关系疏离之际，是否仍有探讨马来西亚国族论述的空间？
在深入探讨马来西亚国族前，我们应理解当初这项概念的原意。根据国家语文出版局字典（第四版），所谓“bangsa”共有5项定义。虽然如此，只有两项惯常的定义广泛使用。
第一项定义和祖裔有关，与种族（kaum）或族群（etnik）的意思类似，例如马来族、伊班族。据此，“bangsa”英文惯译作 “race”（种族）。此外，“bangsa”的另一定义就是“人类群组的构成联系”，例如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在英文里对应且意思相近的就是“nation”，用于national（kebangsaan全国）、international（antarabangsa国际）和United Nations（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联合国）等。
当我们谈论国族时，这里的bangsa必然是指第二项定义，亦即“马来西亚国族” （Malaysian Nation），而非“马来西亚种族”（Malaysian Race）。虽然每当触及国族议题时，反对者往往混淆个中差异，以族群、宗教差异为由，声称提出国族是异想天开，又指斥打造国族将泯除个别种族认同。
提出类似论点者也许因马来文掌握能力弱，或故意混淆国族一词的两种用法。
最近使用这样论点的是前柔佛州务大臣卡立诺丁，宣称因为我国在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多元，使得马来西亚国族的概念无法实现。
国族是建立在民族国家概念上的现代宪政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易言之，国家是一个硬体或实体，在特定的彊域上行使管理权，并对该地以及其居民拥有主权。国族则如前文所界定，更类似于重要的软体，以确保国家得以最佳的状态下运作。
“马来西亚国族” 概念开始受到广泛讨论，当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国族”是达致2020宏愿的目标之一，作为可包容所有马来西亚人的全民认同。这被认为是执政者在国家文化政策上的一项让步。
在七、八十年代，《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是政府打造国民认同的主要政策。有别于国家文化政策缺乏包容性，无法反映国家多元文化的现状，马来西亚国族概念推祟多元文化，不将多元当成形塑国民认同的一种干扰，反而视多元文化为国民认同的依据，是需要被接受的。
自马来西亚国族概念提出前后，文化政策呈现明显变化。例如，80年代的《国家文化政策》成为政策核心，禁止学校和其他公开场合的舞狮活动。不过，当国族概念在90年代取代《国家文化政策》打造国民认同后，舞狮禁令不但被解除，还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绝大部分国族反对者不认同这项改变，要求我国退回《国家文化政策》的旧路。反对“以多元文化为主的国民认同”，通常是因为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文化“，认为单元文化是建构民族国家之国民认同的主要条件。
他们主要的诉求为要求关闭其他源流学校，认为它们是国民团结、建立国民认同的阻碍。为此，现有的多源流教育理应以单一学校取代。
其实，指控多源流教育导致社会分裂已存在多时，绝非新论述。相信这些言论者应看看沙巴和砂拉越，即可认清事实。相较于半岛社会，沙砂两州的族群文化更为多元，却因其族群高度团结，往往成为西马半岛之典范。
是什么原因导致沙巴和砂拉越的马来西亚人比半岛的马来西亚人更团结？是因为沙巴和沙拉越没有多源流学校吗？显然不是。沙巴和砂拉越不仅有国民型华文小学，而且两个州的国民型华文小学都有很高的土著学生比例。
事实上，这两个州有不少国民型华文小学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土著社群。因此，多源流学校的存在绝对不是我国种族关系紧绷的根源，因为东西马两地都有多源流学校。如果多源流学校是破坏国民团结的原因，那么不可能只有半岛才如此。
因此，我们必须停止指责多元文化或多源流学校是国民团结和国民认同的绊脚石。 马来西亚人（尤其西马）未能实现国民团结，是因为政治人物很久以前就开始玩弄种族政治，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政治人物。
如果我们要向前迈进，就必须在新时代摒弃玩弄肤浅种族情绪的旧政治。如果真想建立团结一致，为了全民利益与福祉，我们必须唾弃操弄种族议题、捞取资本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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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西尔维斯特·杨启贤（Rayner Sylvester Yeo）来自沙巴，为华裔、毛律裔及杜顺裔混血儿，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担任专案人员。配合“华教新路向”的提出，华教运动需要有新思维、新论述。
有见于此，董总邀约本地知识界，针对新政局下的华教运动，撰写系列文章建言，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
作者 ： 杨启贤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