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华兴（博大外文系中文组副教授）
在新政府治理下，华教迎来了新的挑战，换句话说，华教是在相对比较友善的环境中，或更贴切地说，在有利于华教发展的环境中生存。至于如何走出去，打造新形象，以面向全体马来西亚社会，则成为不曾思考的新问题。
在外族眼中，华教等于董总，而董总马来文称谓──Dong Zong──一词在马来人眼中大多与华人沙文主义脱离不了干系，马来网民的态度或多或少透露了这个事实。当然，这是拜国阵执政时期操弄的种族政治与马来主流媒体的扭曲与抹黑有关，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然而，在多元种族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非一方可以解决，当事者仍不得不做些努力。
大马历经61年单元主义政治与马来文教育至上的政策，新政府上台以后，依然延续旧有的教育体制。这是因为教育部有庞大的马来文官为既定的教育体制护航，非官方也有不少民间组织充当现有教育体制的后盾。教育部在推行任何新措施时也异常谨慎，往往以不触动马来人的语文情意结为前提，有时对某些问题作出回应时，显得手足无措或慌腔走调。
因此，新政府的体制改革措施仅限于跨族群、跨社会阶层、跨地理的非本质领域，如司法体制改革。从理论层面言，新政府上台绝对具备推动改革的正当性，此毫无疑义，然而，一般大马民众的思维往往赶不上物质与世界趋势的发展，族群交往与政治生活往往受个别群体的内在因素所牵制，最终被转换成民粹政治。
众所周知，华教从起源到发展以及因之而产生的种种论述，并无法脱离母语教育这个核心内容。因此，当母语教育权利的诉求碰上四处流窜的族群情绪时，再冠冕、正义的人权诉求皆枉然。
趁着现有的新政治环境，华教组织迫切需要扩大与友族民间组织的交往，并以纠正华教形象为首要目的。
董总、教总在过去长期处于防备状态，忽略与其他语文教育组织的沟通与联系。1982年林晃升先生倡议三结合概念失败之后，1990年再倡议两线制概念，奠定了往后的两线政治模式，但从主观角度看，此未尝不是华教走出去的先例。两次的倡议（以及后来的诉求事件）终于让Dong Zong这个词儿深入马来人心坎。
与其他语文教育组织交往与沟通，除了举行活动，华教理念的翻译与传播也不可少。我还没看到董总编有华文教育思想文论选。华教并不缺少运动和教改，却没总结经验。在充满误解的外在环境下，没有翻译的传播，华教理念乃至教育经验的传播始终无法开展，马来人对华教发展的零和心态将无以改变。
有位从国外回来的友人到董总出版部门市去溜一圈，感叹董总除了出版本身的书籍，并没有出版华社其他类型书籍的意愿。董总紧守着基本盘度日，可谓数十年如一日，并不难理喻。有人戏言董教总是民间的教育部，如今果不其然，除了上下班打卡，再没有其他的了。
